于晓非从美国飞回来照顾我，她说：“这半年你让我几乎花尽了所有积蓄。但是，绛绿，不管你对我怎样，我还是爱你的。”
我在春天快来的时候遗落了一只手套。它有着艳红的颜色，羊毛质地，手套背上绣着细细的牵牛花，枝叶跟花瓣都很精致。更重要的是，它非常适合我的手。不大不小，温暖而柔软。
于晓非同我说：“幸好冬天都过去了，年底再买双新的吧。”
但我坚持一直戴着剩下的那一只。
她就在我耳朵边上叫：“绛绿，你疯了？为了这样一个男人，值得么？”
于晓非不喜欢陆鸿。去年年底她从纽约回来看我的时候我们正吵得天翻地覆。那天，她坐了一天一夜的飞机，又好不容易铿铿锵锵地把大皮箱拖到5楼站在我的家门口，却看到满地的碎玻璃片，一大把雏菊躺在房间中央，花朵已经被踩坏，叶片泛着腐烂的污绿色。电话机摔在窗台上，空中仿佛还有飘散的纸片。陆鸿紫胀着脸，正用手拼命掐着我的脖子。而我的腿扑腾着，用尽力气踢向他的下体。
于晓非尖叫着冲进来，脚踩到了碎玻璃，流了一地的血。最后，我们三个人里反倒是她受伤最重。
隔天，她躺在香格里拉的观景大房里，脚上缠着白绷带，眼睛看着窗外的黄浦江，面无表情地对我说：“绛绿，我希望你同那个人分手。”
我不说话，只管低着头把一束淡粉色康乃馨的花瓣一片片抚平，然后插进床头的透明玻璃瓶。
于晓非是我最好的，也是惟一的朋友。上小学的第一天，她就和我同桌。之后一直同班，就连父亲去世，也是她陪我去的医院认尸。父亲生前始终不快乐，自从母亲离婚再嫁，他天天喝得醉醺醺回家，一不顺心举手便要打我。于晓非就带我去她家住，两个人挤一张单人床，睡一个被窝，直到父亲出了车祸。
去年她全家移民到了美国，刚开始我简直不能习惯没有她的日子。每个孤独的夜里，我开着灯，愣愣地看着天花板，脑子里想的都是她。这让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同性恋。
后来认识了陆鸿，我可能根本不爱他，但我不能没有他。因为他让我觉得，我是个正常的女人。所以我告诉晓非，我不能同他分手。
于晓非拍着床跳起来：“绛绿，你疯了，你疯了！那个男人有什么好！”
她一激动，声线就提高八度，满脸通红，手握拳头。我扑哧笑了出来：“晓非，你好像在吃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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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一愣，喃喃地说：“我是为你好，男人没几个好东西。”
我淡淡地转过身，拿起丢在沙发上的皮包，打开门走出去。门把手冷冰冰地刺着我的手心，我突然想有一付手套，好让我躲进它的温暖里，永远不再出来。
回到办公室，前台秘书送来一大把红玫瑰，暧昧地对我眨了眨眼。花里有张卡片，写着：“我爱你，原谅我这个笨男人。”
我把卡片扔进垃圾桶，却把玫瑰横放在窗前。左右的同事都在埋头苦干，没有人注意这片艳红，而它却灼着了我的眼睛，以至于一整个下午我的眼前都仿佛有一片红色在晃。
下班到家，陆鸿已经熬好了汤，又摆了一桌子的菜：红烧凤爪、龙井虾仁、四喜烤麸、桂花糖藕和梅干菜扣肉。
每次吵完架都是这样，我觉得我在不停地踏入同一个格子中，重复再重复……也许这就是生活。
不是不幸福。但是这样的幸福，就好像是一双手，套进了非常合适的手套里。你戴它，不是因为爱它，而是因为习惯，而是因为舒适。
吃完了饭我在水池前洗碗。陆鸿就从后面抱着我，凉凉的手从肩膀上一直滑下去，最后捏着我的手腕，下巴抵着我的脖子，就这样贴着，紧紧的。
那一刻我知道他是爱我的，很爱很爱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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